年少岁月，留给我最多记忆的要算是同济医院了。不知是一种怎样的情意结，我对同济医院也拥有毕生最深切的怀念。

1948年，我在广惠肇方便留医院诞生，那一年我们家就住在同济医院。最近七妹搬家，我帮她整理东西的时候，从阿娘的遗物里发现了大哥、七妹和我的"报生纸"。

这"报生纸"其实是父亲当时自制的，他在一个米色信封的封面上，用非常工整而美观的繁体字，写上婴儿的出生年月、时日、住址、籍贯、诞生地以及父母的详情。这个信封里头放着的就是官方发出的报生纸英文原件。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米色信封已经破烂发黄。但信封上的文字仍清晰可见。对我来说，如今变得最有趣和具有纪念意义的就是信封左上角的印刷文字了：刘衮予，新加坡哇燕街三号，电话三五一五。

哇燕街三号，就是当年同济医院的地址。父亲当年受聘为同济医院的坐办(相当于今天的执行秘书），总管医院一切行政和杂务。因为职务上的需要，所以我们全家就住在医院大楼后院的楼层上。我近乎全部的童年岁月，都是在同济医院渡过的。

沧海桑田，哇燕街如今已经从新加坡的地图上消失了，连带消失的，是它背后许多珍贵的历史。

哇燕，是马来语Wayang的译音，原意是戏院。街道因19世纪末有家戏院座落在这里而得名。设在哇燕街的同济医院旧址虽然是在1892年建成。但同济医院作为一个免费施医赠药、扶弱济贫的慈善机构，是早在1867年（另一说法是1877年）就由本地的闽粤两籍人士联合创立的。

它开始时在单边街租赁一间店屋，取名为"同济医社"，不分种族，为贫病大众诊病。这种善举获得当时海峡殖民地总督的赞许，加上病黎人数日益增加，总督便于1892年颁赠哇燕街三号土地兴建新医院。当时全体华社总动员筹募义款，获得热烈响应，众志成城，大厦建成后，同济医社正名为同济医院。

同济医院按照中国南方传统的三进院式建筑风格设计，屋顶盖以绿色琉璃瓦，屋脊和屋檐刻上精致美丽的彩色雕刻。无论是灯饰雕栏、窗花拱门、廊柱山墙，都古色古香，巍峨壮观，不但是当时狮岛最华丽的建筑，也是华人最重要的活动中心和华社商议大事的场所。后来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也是以这里为据点，在这里筹组成立的。

所以，同济医院不但在新加坡的公共医疗服务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还是华社团结与凝聚力量的一个表征。百多年来，同济医院救治了无以计数的各族病黎，也见证了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沿革和发展。

当然，关于同济医院的社会定位和历史价值，都是我在年长懂事之后才醒悟过来的。当我在她的怀抱和庇荫中成长的童年时代，只是简简单单快快乐乐而懵懵懂懂地过日子，丝毫不知道头上顶着的是一片片饱含历史份量的瓦盖。

那时，我们全家每天进出门楣上刻着"同济医院"四字的大门，根本没注意大门两旁雕花木刻的对联有多美，也不会去思索"同人胞与量，济物圣贤心"的深刻含义，眼下一切都是平常和理所当然。那许许多多数不清的匾额，如"善与人同"、"东渐西被"、"义行可风"、"谊笃桑梓"，还有那些个从天花板一直挂到地板的长长对联，那些个我们这群小姐妹永远读不通、读不准、读得换不过气、不知何处该停顿的联句，都叫人难忘。其中最长的一对联句是："同志推心皆以乐善为怀况畛域无分具片念之慈祥便作万家甘雨；济人利物岂慎好施不倦乃病黎在抱种千年之德泽咸歌一路福星。"真个把我们折腾得没命。

在我们稚嫩的心灵中，虽然都读不懂那些冗长繁复的字句，但似乎都能领悟到一幅幅木刻刷金厚重联匾的厚重份量。是的，这都是同济医院创建初期留下的文物，其中包括不少中国清廷要臣当时表扬同济医院赈济善举而作的题赠。

住在同济医院里的那些年，父亲几乎每天晚上都开夜工。那些既繁重又琐碎的事务，似乎永远没完没了。我们几个小姐妹也常常被他使唤，到他办公室去帮忙，或油印通告传单，或包扎像砖头般笨重准备送出去的纪念特刊。每逢什么新任董事就职典礼或重大活动庆典结束后，我们就得帮忙把美化装饰用的鲜花牌匾卸下，摘掉所有花草枝叶，好让花店将牌匾收回循环使用。

开夜工，也许就是父亲为了让一家子住进同济医院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同济医院秉承免费施医赠药的传统，它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商家团体、善长仁翁及社会人士的热心捐款。那时，一些经济条件较宽裕者办红事或白事，亲友多喜欢买同济医院的礼券，既做善事又合乎喜丧礼仪。医院原本在下午五时收工后就关门，有些人临时要购买礼券应急，不得其门而入。院方于是建议父亲晚上加班，而让我们一家人搬进来居住作为优惠条件，这样父亲便免去在外头租房的负担。

当时，医院所有礼券都是父亲用毛笔亲自书写的，他的字体端正圆润，十分耐看，直到今天，有人提起我父亲，还津津乐道，难忘他独具一格的字体。

但从此，父亲的办公室就是家，家就是办公室。医院各部门的操作，按照三进院的建筑格式依次分配，前院右侧就是父亲的办公室，左侧是病人挂号处；中院前方为赠药处，后方为诊病处；后院为制药处和藏药库。我们的家就在藏药库的楼上，门前对着三大排呈"凹"字形的晒台，种着近千盆叫姐妹们因需轮班浇水而既爱又恨的花木。晒台下方正对应着楼下的后天井，那是医院职工晒药制药的地方。

父亲常常工作到废寝忘餐，我常被母亲差遣从后院走到前院去叫父亲回家吃晚饭，有时索性提了饭菜格到他办公室让他边做边吃。父亲的献身和任劳任怨，是直到今天我们想起来都会感到吃惊的。

大约到了1960年，父亲不幸因中风而半身不遂，影响了工作能力，所以被迫提早退休，隔年我们家便搬离同济医院。那时我刚升上中学一年级，青涩年岁开始萌生一丝哀感。

不是是怎样的一种因缘际会，一个弱小的生命竟然会与一个大时代里产生的历史图腾结下了不解之缘，叫我毕生回味。我的同济医院童年往事，其实纯粹是极私隐、极个人且无关痛痒的琐事，可却无意间和一个具有普世意义和历史价值的公众机构缠上了关系。这份感情，说来真是很错综复杂的。而这种错杂感，更因同济医院的后续命运而更加错杂起来。

同济医院向来是挺受官方重视的，在1963、65及67年，当时的李光耀总理，还亲自为各届新职员就职典礼主持监誓仪式，并为医院筹建新大厦的工作给予指点、资助，直到后来主持开幕。1973年，政府宣布同济医院为国家保留古迹。由于这座旧建筑已无法应付现代化医疗服务的需求，同济医院便于1976搬迁到振瑞路的新大厦，并继续发扬光大，为我国的公共医疗事业扮演重要角色。

而在原址上的旧同济医院则渐次经受一波波时代浪涛的洗刷和历练。哇燕街的名称不见了，由延长了的余东璇街取代。为了扩建马路方便交通，医院前方过去备受平民百姓欢迎的热闹夜市也消失了。接着，院址出租给一家工艺品公司售卖华族传统工艺品和家具。在空置了一段长时间之后，再大兴土木，经过一场翻新重建，突然展现出一个引来纷纷议论的局面。

原来，国家古迹保存局将同济医院旧址卖给一家发展商经营，条件是必须维持建筑物原来的结构和格局。建筑物里头的文物包括所有牌匾仍然是国家的历史文物，则需给予小心保管。

1998年，同济医院改成酒廊餐馆兼迪斯科舞厅，取名"兰桂坊"。2001年，"兰桂坊"易主，改为主题餐馆"雅叙园"。最近，餐馆又易名为"精细堂"，兼营"古迹酒吧"，精雕细琢，售卖佳肴美酒，也售卖古风古意和梦幻氛围。

但是，同济医院既然定为国家保留古迹，不应只是保住建筑的躯壳和外观，而应该同时表现它的精神内涵。如今，孤零零独处繁忙大街一角的同济医院，与四周围的建筑和环境格格不入，竟变成一种极其吊诡的城市景观。

而同济医院旧建筑当下的内容，似乎也没有起着任何历史熏陶或人文教育的作用。人们不禁要问：假如政府有诚意培养国民的历史意识、有诚意尊重这座由先贤集资建成的历史古迹，为什么不能多花点心思、发挥点创意，确保这个国民资产能够发挥它的精神价值？

在这个一切以经济效益挂帅的社会里，连政府也奉行以商业手段来供养国家古迹的做法，他们相信如此会行之有效，因为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也这么做。但是我们现在不是高唱建设文艺复兴之都的调子吗？不是无时无刻宣扬重新打造新加坡和正视人文教育的理念吗？我们在各个领域投入了许多资金，却为什么连一个国家古迹都养不起呢？这些问题，都叫人十分纳闷。

父亲当年在同济医院的办公室，在临街靠近大门的那面墙，原本左右各有一扇窗。后来，医院被官定为国家古迹之后，当局重新检视建筑结构，认为这两扇窗不符合三进院的传统格式而给封掉了。

今天，站在同济医院的大门前，两侧虽然再也看不到当年让父亲通风透气的的窗户，但我并不遗憾，因为我尊重经典、珍惜传统。我遗憾的是，一个文明国度里负责精神文明建设的决策当局假如不能打开心灵的窗户，去看看别人怎么实际体现对精神文明的重视，去听听人民坦诚的进谏和心声。

假如我们物质上很丰裕，精神上却很破陋，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选自《源》5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