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你觉得自己是成功女性吗？

娥：别人或许觉得现在的张齐娥很成功，可是他们不知道，我的成功是点点滴滴累积捉摸出来的，从我20多岁毕业出来到现在50多岁，不是一时间得到的。可是我不觉得自己成功，我还想静下来写些东西，把生意扩大，还有很多事情想做。当然，这是好事，如果觉得已达到顶峰，人没了追求，就会停止进步。

记：现在我们提起“成功女性”，似乎多指那些创出一番事业的职业女性，尤其是女性商人，到底“成功女性”的定义是什么？

娥：可能年纪大了，对“成功”有点看破。心中的满足是最重要的，这也是定义“成功”的最重要的条件。外在的当然包括充足的生活条件，事业上有成就，把家庭打理好。现代女性要能守能攻，有自己的追求，也清楚地知道能做到什么程度，以及适当的取舍。有时候家庭或某些情况而不能出去闯，这种自觉、自信、自主非常重要。

记：女性正努力争取与男性具有平等权力，目前最“不平等”的是哪些方面？

娥：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心态：大男人主义，对女人的举止和眼光。还有在平常生活中到底谁做决定，钱要怎么花等等，这些方面还是很不平等。大家经常在表面上说男女平等，可是深入生活琐事里，到底谁有权及有办法作主？中文有个字，英文里是没有的，那就是“让”字。争取女权如果只是讲平等，常常会搞到男女双方冲突，没完没了的矛盾。两辆车在窄路上迎面而来，谁都不让谁的话，结果一定撞在一起，大家都死。

记：你自己本身有这种不平等的经历吗？

娥：那时候我在香港读完硕士找到好工作，却因为我先生必须回来，我只好也回来。可以说对我是不公平的。那是我的第一个“让”，如果我说“我不跟你回去，你自己回吧”，可能我们的婚姻就无法维持了。不过我当时真的很难受，很不甘愿。大气候中还有许多男女不平等，如果把它们变成对峙，对双方都没好处。女性应该提升自己，有了职业，不用依赖别人，就是自己的丈夫也不敢欺负你。

记：男性与女性的最大竞争是什么？

娥：女性所受的教育高了，男性觉得受威胁，两性之间的心态平衡，是最根本的挑战。心态不平衡，男性带着大男人主义，女性带者大女人主义，攻而不守，甚至把女性与生俱来的特点抛掉，就形成两性冲突。所以我常对女性们说，去寻找心中的彩虹，不等于把作女人的道理全抛掉。有些新女性说是“酷”，不煮饭缝衣，可是这些是生存之道，不仅女人要会做，男人也要做，为什么不继续做呢？

记：在事业上顶了半边天的职业妇女，在家中已不再，或无法再扮演“贤妻良母”，她给儿女提供的是什么新的role model呢？

娥：首先不是对儿女的问题，而是先得与配偶取得共识。女性要寻找自己的事业，应该与配偶说清楚，两人分顶半边天，家庭与养育孩子的责任应平等负担。如果夫妻能这么做，肯定会给孩子带来好榜样。工作不一定就忽略家庭，家也不仅是妈妈一人打理而已，大家都有份的。其实，真正的问题是，许多家长没有时间给孩子与家庭。

记：当女性在经济上不再依靠丈夫，将来甚至不需要靠男人也能生育孩子，未来还有男女关系吗？

娥：我觉得很可怕，在未来，如果真的不需要男人，男人只是帮忙生孩子的工具，那绝不是我梦中的美满生活。或许我是旧思想，不过真的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出现。美满家庭就是由一对男女与孩子组成的，一块都不能缺。

记：世界各地都有女权运动，在女性越来越独立，权力越来越高涨的情况下，男性地位肯定受冲击，那男性应该如何应付或接受它呢？

娥：男性首先是受到威胁，接着是自尊心受冲击。这社会事事由男人为主，为什么非得如此呢？如果女人称职的话，事情让她去做好了。唯才是用，不要看性别，谁能做得好，谁当领导。男人这种觉得被威胁的心态，已造成许多社会问题，这当然不是女性单方面可调整的。社会变了，女人教育提高，强女人（我较喜欢用“强女人”）多了，男性得自省，取得新的认同。

记：有哪些传统包袱是现代女性必须抛弃的？

娥：那种“女人是应该为丈夫为家庭而自我牺牲”的观念，这种所谓的传统美德，我认为是最不公平的，是女性最大的绊脚石。现代女性有足够的知识才能，可以调动资源来达到各方面的平衡，而不是谈牺牲。或者就这样说吧，牺牲一点，成全家庭也成全自己的愿望，这才是新女性的做事之道。新时代如果不能给女性带来新的资源，那有什么用处。

记：你觉得在你的生活经历中，有那些女性对你产生重大的影响呢？

娥：在我的一生中，有六位女性对我人生的塑造有重大的、直接的影响。第一位就是我的祖母，她来自海南，是一位割胶工人，相当勤劳。当我的祖父过世后，祖母一个人毅然担负起养家的重任，并且在亲戚的协助下，搬来新加坡住。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每次我生病，都是祖母陪伴在我身边，用那双饱经风霜的手安抚我。她在95岁的时候离开了我们，但是她的机智与幽默，她的善良以及对人的关心爱护，让我记忆犹新，祖母一直是我人生旅途上情感的支柱。

第二位就是我母亲，她生在一个马六甲富有的家庭，但是当她的父亲失去了全部的财富并且抛弃了整个家庭时，母亲和外婆不得不靠自己过活。后来，她们来到新加坡讨生活，母亲靠在街上卖东西、在洗衣店里做工以及其它零散的工作来养家。艰苦的条件，把母亲培养成一个坚强、机智和有原则的女性。她很懂得帮助邻居，并和大家搞好关系。小时候我们的家里几乎每天有很多来自不同行业，不同种族的叔叔阿姨。妈妈的正值、勤劳、善良以及机智，都给我以后的成功打下一个坚实的信念基础。

其它四位是我在经商和从政的时候，不同阶段认识的，包括Shirin Fozdar，印度女权运动的先锋；Anita Roddick，Body Shop的老板；Elizabeth Choy，新加坡女抗日英雄；Professor Germaine Greer，女权主义作家。她们都为我的事业，我的人生以及我未来的发展方向指引了一条相当明亮的道路。